大冶

大冶历史沿革

周夷王八年（前880年），楚王熊渠攻扬越至鄂（今鄂城、大冶），封其次子熊红为鄂王，县地属楚国鄂王辖地。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时县地在南郡境内。

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自公安迁都于鄂（今鄂城），改鄂为武昌，并割鄂之南部建阳新县，以武昌县、下雉县、阳新、柴桑、沙羡、浔阳等六县为武昌郡。时县地在武昌郡之武昌（今鄂城）、阳新两县境内。三国魏黄初四年（223年），孙权将其郡治迁至夏口（今汉口），又改武昌郡为江夏郡，县地在江夏郡之武昌、阳新两县境内。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又改江夏郡为武昌郡。以武昌、鄂、阳新、沙羡等七县为属地。时县地在武昌、鄂、阳新三县境内。不久，武昌与鄂县合并，仍为武昌县，时县地在武昌、阳新两县境内。东晋义熙元至四年（405—408年），下雉县并入阳新县，此时仍为武昌郡，县地属武昌郡之武昌、阳新两县境内。

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年），置郢州于汝南（今武昌），时县地在郢州武昌、阳新两县。

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阳新为富川，不久，改富川为永兴，时县地在武昌、永兴两县境内。

唐天佑二年（905年），吴国在武昌郡永兴县建置青山场院，进行大规模采矿、冶炼，时县地在吴国鄂州境内。

宋乾德五年（967年），南唐升青山场院，并划武昌（今湖北鄂州市）三乡与之合并，始建大冶县。县名取“大兴炉冶”之意。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升永兴县为永兴军，次年，改永兴军为兴国军，县地先后属永兴军与兴国军。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兴国军为兴国路，隶属于江西行省。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兴国路划归湖广行省，县地属兴国路。

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兴国路为兴国府；明洪武九年（1376年），将兴国府降为兴国州，县地先后属兴国府和兴国州。

清康熙三年（1664年），县地属武昌府。清雍正元年至十三年（1723—1735年），分湖广行省，设置湖北省，县地属湖北省武昌府。

民国十年（1921年），建立中华民国以后，废府改道，县地属湖北省江汉道，后道废，从属湖北省。

民国16年（1927年），大冶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大冶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先后隶属于“湖北省鄂东革命委员会”、“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鄂东办事处”、“湘鄂赣省鄂东南苏维埃政府”。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国民政府在省县之间设立“湖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时县地属湖北省第二专署。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属第一专署。

民国27年（1938年）大冶沦陷，日军在大冶建立伪政权，盗称“中华民国湖北省大冶县政府”，并在石灰窑和黄石港两镇建置“石黄示范区”，国民党大冶县政府则流亡至毛铺等地。 1938年6月12日，经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批准，将大冶县的石黄镇及铁麓、申五、上乐、下章等四个乡划出，成立“湖北大冶特区办事处”。

民国31年（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五师14旅，在大冶、阳新、鄂城等地先后建立大鄂政务委员会、鄂大政务委员会、阳大政务委员会，统属于鄂南政务委员会领导。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大冶县政府接管大冶县政权，复置石灰窑和黄石港两镇，隶属大冶县辖。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将石灰窑和黄石港两镇合并为石黄镇，隶属于大冶县。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石黄镇，5月15日，大冶解放，6月12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石灰窑工业特区特派员办事处”成立。不久经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批准，设置“湖北大冶特区办事处”，直属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领导。

1949年9月29日，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湖北省大冶工矿特区”，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工矿特区。成立大冶工矿特区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1950年6月1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以鄂民政特字第104号文向中南军政委员会请求将石黄工矿区改组为市，定名“石黄市”。1950年8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电告中南军政委员会，将石灰窑、黄石港工矿区合并为省辖市，并定名为黄石市。黄石成为湖北省第二座直辖城市。省辖黄石市正式成立。

1952年6月，大冶县划归黄冈专署管辖。

1959年1月26日，大冶县从黄冈地区划出，改属黄石市。1959年12月，撤销大冶县建制，并入黄石市。

1962年6月1日，恢复大冶县建制，仍属黄石市。

1982年3月12日，国务院公布大冶铜绿山古矿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该遗址被列入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

1994年2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大冶县，设立大冶市（县级），1995年1月1日，大冶市正式成立，由黄石市代管。

1995年，大冶市河口镇划归黄石市石灰窑区管辖。

2006年6月20日，大冶市政府委托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托管汪仁镇、金山街道，黄金山工业新区正式成立。

2018年2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黄石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21年5月20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黄石临空经济区获批。

大冶矿冶文化

1953年2月19日，春寒料峭，毛泽东乘坐“长江号”舰艇视察长江。

天黑时分，他看到岸上灯光闪烁。随行的人告诉他这里是湖北黄石，毛泽东立刻提出要上岸看一看。负责保卫的同志劝阻，说黄石连马路也没有，很不方便。毛泽东却说：“路不好，我就是骑毛驴也要去看看。”

据湖北省档案馆藏资料记载，下船后，毛泽东一行人直奔大冶钢厂。从炼钢、铸钢、锻钢到轧钢，毛泽东在车间从南走到北，把钢厂生产一线从头看到尾。

在轧钢厂，在430轧机加热炉旁，毛泽东仔细询问生产情况；在炼铁厂，毛泽东从工人手里接过蓝色看火镜，看铁水熔炼情况；在长江码头，毛泽东回眸长江边炉火闪烁的大冶钢厂，对前来送行的同志说：希望你们把这个厂办大办好！

1958年9月15日，参加武钢第一炉铁水出炉庆典后的第3天，毛泽东原本要从武汉前往安徽视察。但他临时提出，要再到黄石去看一看。他这一天去看的大冶铁矿，是他一生唯一到过的铁矿山。据档案记载，毛泽东还再次来到大冶钢厂，登上平炉台和正在操作的工人一一握手，点赞钢厂“发展很快”。

5年间两次到同一个地方视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并不多见。

毛泽东曾指出：谈到中国的钢铁工业，就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不应当被忘记的几位近代中国人之一。因为，张之洞在清末主政湖北期间，为发展民族工业，减少对外依赖，实现富国强兵，创建了亚洲最大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被人们誉为中国近代的“钢铁之父”。在湖北省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完整的《汉冶萍公司志》。当年，比日本第一家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早7年、钢铁产量几乎占到全国钢铁总产量99%的汉阳铁厂，原料就来自大冶铁矿。可以说，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发展的序幕，也是在黄石开启的。

但是，那时的中国风雨飘摇，张之洞无力回天，汉冶萍无济于事。但张之洞等有志之士的努力，毛泽东没有遗忘；长江中游南岸的矿冶之都黄石，在毛泽东心目中仍有着重要位置。他领导站起来的中国向工业化进军，“骑毛驴也要去看看”黄石，完全合乎历史的逻辑。

四周都是矿山、矿坑的铜绿山上，一栋三层小楼格外醒目，正门上方八个金色大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俊朗沉雄，出自对这里情有独钟、罕有题词的考古大家、“七国院士”夏鼐先生之手。

1973年6月，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矿工们在铜绿山露天采矿时，意外发现了13把深藏地下的铜斧。

考古学家们依据这些铜斧，顺藤摸瓜发掘出了一座座密如蛛网、迷宫般神奇的古老矿井。

66岁的黄石市博物馆原馆长龚长根曾参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最初的考古调查。据他介绍，同位素碳14测定，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中最古老的矿井距今3200多年，可上溯至商代晚期，经西周、春秋、战国直到西汉，隋唐以后在早期遗址上继续开采，前后延续了13个世纪之久。

这次发掘犹如平地一声惊雷，揭开了中国工业文明神秘面纱的一角。这座三千多年前的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开采时间持续最长、采冶规模最大、采冶链最完整、采冶技术水平最高、保存最好最完整 、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铜矿遗址，推翻了“青铜文化西来说”。

“铜草花、开紫花，哪里有铜哪里就有它。”秋冬时节，游客们一路欣赏着褐紫色的铜草花，走近铜绿山古矿遗址博物馆。“铜草花形如牙刷，又称牙刷花，其神奇之处在于，它的盛开就昭示着地下有铜矿。”

拾级而上，遗址博物馆内，一处三千多年前的古采矿遗址令人倍感震撼。在采矿遗址旁的四方塘遗址，考古人员2012年发现了宋明时期焙烧炉，近年又发现了由数十座春秋时期的古墓组成的墓葬群——这是中国矿冶考古首次发现古代墓葬。

矿冶文化研究专家、湖北理工学院院长李社教带着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边参观边讲解，“研究发现，当时的先民已掌握一套相当先进的找矿、采矿、冶炼技术；解决了深井开采支护、照明、排水、运输、通风等技术难题，而且还使用鼓风竖炉炼铜技术，形成一套科学的开采和冶炼技术体系。”李社教说，“冶炼是人类从石器时代转向青铜器时代的转折点，铜绿山遗址发现的8座春秋竖炉，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炼铜的最高水平。”

昆明工学院一位教授抚摸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井壁流泪了。他说，我们以前给大学生讲塔接式框架支护技术时，举的是200年前英国的例子，没想到自己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解决这个问题。

对遗存的大量古炉渣抽样分析显示，其含铜量大部分小于0.7％，与现代科技炼铜炉渣含铜量差别不大。经专家考证，后母戊鼎、越王勾践剑的铜都来自铜绿山，铜绿山的青铜可铸造大量兵器，与楚国的强大有直接关系。

考古大家夏鼐对铜绿山情有独钟。1976年和1980年，夏鼐曾两次到铜绿山实地考察。1980年6月2日，中国古代青铜器学术讨论会在美国纽约召开。开幕式上，夏鼐第一个发言，他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作了《铜绿山古铜矿的发掘》的演讲。

1981年10月13日，古代冶金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夏鼐与殷玮璋详细讲解了铜绿山古铜矿炼炉与模拟实验，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兴趣。会后，世界著名冶金史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史密斯等一行8人专程来铜绿山考察古铜矿遗址。

当时，78岁的史密斯教授激动地说：“多么聪明的人民！我在这里看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东西。”

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家麦丁教授说：“中东等地虽然很早就开始了铜矿的冶炼，但其采矿遗址的规模、冶炼用炉的先进程度等，均远不能与中国铜绿山古铜矿相比，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无疑是世界第一流的古铜矿遗址。”

李社教认为，铜矿的大规模开采需要精细的协作与分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证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古代除了农耕文明，还有以黄石为代表的先进工业文明，这里的炉火三千年不熄，推动着中华工业文明不断发展进步。

1982年，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单；2001年3月，它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清康熙年间编修的《大冶县志》称：“铜绿山在县城西五里，山色紫赤，每骤雨过时，有铜绿点缀土石之上，如雪花小豆，或云古出铜之所。”记载表明，大冶自古以来就是产铜的地方。

“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公元226）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南北朝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记载的孙权用黄石的铜铁铸造兵器的历史，镌刻在“亚洲第一采坑”旁的浮雕墙上，17组铜浮雕述说着大冶铁矿的千年采矿史，吸引游人驻足观赏。

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表明，黄石地区是中华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隋朝时期，晋王杨广下令在铁山南设置十座炼炉，铸造五铢钱；南宋时，岳飞令岳家军在大冶一带劈山开矿，锻造“大冶之剑”与金兵作战。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人，也留下了在黄石采矿冶炼的形迹。

在李社教、龚长根等专家看来，黄石炉火最旺、地位最高的时期应该在唐宋年间。据《隋唐五代史》记载：“唐天佑二年（905年），杨吴武昌节度使秦裴在治7年，积军储20万，开青山大冶，公家仰足。”

这是历史上对大冶“青山”作为冶炼之所的最早记载。秦裴也因置青山场院（场为采冶机构，院为行政管理机构），采矿冶炼，大兴炉冶，成为黄石人传颂千年的历史人物。

事实上，在秦裴之前，唐代大文豪韩愈的父亲韩仲卿曾在武昌县令任上，为当地的矿冶开发做出了贡献。韩仲卿离任时，老百姓为其刻石立碑颂德，执笔人就是因从永王获罪寓居豫章（今南昌）、常到武昌走动的大诗人李白。他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写道：“其初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大冶鼓铸，如天降神。既烹且烁，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

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李煜为南唐国主时，析武昌县三乡，与青山场院合并新设一县，根据《庄子·大宗师》“天地为火炉，造化为大冶”之语，取“大兴炉冶”之意，定名为大冶县。

明朝开国不久，朱元璋在黄石现今所辖的大冶和阳新设置兴国冶。大冶地区的铁山，成为兴国冶的铁矿石基地。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官铁年总产量为1800余万斤，洪武七年（1374年）兴国冶年产铁百万斤，足见当时铁矿开采冶炼之盛。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内，纪念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而建的怀盛亭就在“亚洲第一采坑”边上。

两年前，铁山区的新桥洞经过改造后被命名“宣怀门”。长江南岸的汉冶萍遗址内，树立着两座高7.2米的雕像，是为纪念均在72岁辞世的张之洞和盛宣怀……这些无不表明，这两位历史人物与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钢铁工业是近代工业之魂。钢铁生产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西方近代工业日新月异，“富强遂甲天下”。而当时的中国处境十分窘迫：洋务企业需大量钢铁，民间所产土铁多不合用，不得不“动靡数百万”取自于西人。“即洋针一项极小之物，计每年进中国者，值洋七十余万元”。

更严重的是，一旦洋人煤铁不来，各工厂废工坐困。煤铁工业直接扼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咽喉。发展本土钢铁业，逐渐成为洋务派乃至朝野上下的强烈愿望。

1874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派幕僚盛宣怀到全国各地寻找产煤铁之区，同时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准备创办中国的钢铁工业。1875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塘设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1877年秋，被盛宣怀聘用的英国矿师郭师敦在勘矿报告中说：“大冶县属铁矿较多……现就探见铁层铁脉约有五百余万吨之数。若以两座熔炉化之，足供一百年之用。”此地的铁矿石净质为60%-66%，而世界上最好的铁矿石净质为70%，大冶铁矿足以与英、美等国所产上等铁矿相提并论。

黄石，这座三千年炉火不熄的矿冶“古都”，将发展近代工业、振兴民族工业扛在了肩上。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开始在湖北大兴洋务。4年后，他主持兴建的汉阳铁厂投产，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钢铁企业。位于大冶县的大冶铁矿，作为铁厂的原料基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其规模为当时东亚之冠。

为把大冶铁矿的矿石经长江水运运到汉阳铁厂，一条由铁山之麓开至江岸石灰窑的铁路，在1892年铺设完成。这座湖北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客货车及枕木均购自德国。

1896年，张之洞将厂矿交盛宣怀招商承办，改官办为官督商办。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开启了公司的商办历程。

两人“承上启下”，联手开辟了中国现代钢铁工业。作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民国元年的《东方杂志》记载：汉冶萍公司生产的铁在美国试销时，美国人“骇异宝贵”。因为洋铁加锰太少，使用时常有剥落之虑；而汉铁含有天然的锰，冶炼时还加锰矿，产品“刚中兼柔，锉削如意”。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品牌，汉冶萍公司产品屡屡参加国际国内各种展会，并多次获奖。

直到1919年鞍山钢铁厂建成投产，20多年的时间里，这家铁厂生产了中国90%以上的钢铁。

清末，大冶境内丰富的铜铁矿藏和石灰石，吸引了大量官方和民间资本涌入，陆陆续续出现十多家官办、民营与外资煤矿。1913年，汉冶萍公司筹建大冶铁厂（即大冶钢厂），1922年其一号高炉出铁。

黄石地区还分布着慈禧御批的远东第一水泥厂——华记水泥厂、中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大冶铁矿运矿铁路、中南地区第一大电厂——黄石电厂、湖北省最大的煤炭基地——源华煤矿公司、长江最大的运矿港口——黄石港。

李社教说，清末民初，黄石是中国唯一拥有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重工业部门齐全的矿冶工业基地，是近代中国民族重工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缕曙光。

然而，国家积贫积弱之下，这样的曙光显得太过微弱。在汉阳铁厂改造扩建过程中，盛宣怀既无法获得国库空虚的清廷的经费支撑，也没能从民间得到足够的融资，不得不与日本签订借款合同，并以大冶铁矿的矿石还本付息，一步步陷入日本人布下的陷阱……

从1938年10月大冶沦陷，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在大冶矿山掠夺走500余万吨铁矿石，占日本掠夺中国铁矿石的9.66%。档案记载，大冶铁矿从1893年正式投产到1945年，共计生产铁矿石2092.32万吨，被日本掠走1550.8万吨，约占总产量的74%。

在湖北师范大学教授、汉冶萍研究中心负责人蔡明伦看来，一部汉冶萍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史。汉冶萍公司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站起来了，企业才能有发展的空间。

湖北大学教授周积明说：“汉冶萍公司最终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时局扰攘，日债沉重，但最重要的是始终未能得到国家的支持。”

站在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汉冶萍广场，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令人唏嘘：一边是为国产C919大型客机、港珠澳大桥、“神舟”“天宫”“嫦娥”等大国重器提供特种钢材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另一边是饱经沧桑而今只剩断壁残垣的汉冶萍高炉遗址。

这两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初的高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高炉，共生产两年零两个月，炼出25.8万多吨生铁，大都运往日本偿还日债。

1938年夏天，日军逼近石灰窑，并用飞机封锁黄石港上游江面。当年7月28日，蒋介石致电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继曾：“汉冶萍公司大冶化铁炉等，既不便拆除，应准备爆破为要。”随后，国民党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派爆破队将化铁炉、热风炉等重大设备和部分厂房炸毁。

国家的动荡不安、积贫积弱，让盛极一时的汉冶萍公司迅速衰败、名存实亡。1948年底，国民政府正式撤销汉冶萍公司，将其全部资产交由新成立的华中钢铁有限公司，汉冶萍公司退出历史舞台。

抗战胜利后，华中钢铁公司想恢复一座高炉冶炼，但已经奄奄一息的国民政府既缺机件也缺资金，最后七拼八凑，只建起了一座66立方米的小高炉。

振兴民族钢铁业的重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1949年5月15日拂晓，解放军横渡长江，石黄镇和平解放。是夜，大冶县城解放，由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设石灰窑工业特区特派员。

当年6月12日，经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批准，将大冶县的石黄镇及铁麓、申五、上乐、下章等四个乡划出，成立“湖北大冶特区办事处”。

1949年9月29日，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湖北省大冶工矿特区”，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工矿特区。

第一任工矿特区区长刘金声曾说：“成立大冶工矿特区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发展工业商业，支援全国的解放。这个区域因为是工业区，上级特别重视，将来生产物资可以支援其他地方。”当时的矿区，共有4万余人口，厂矿职工便有5000余人。

与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在经受帝国主义船坚炮利的刺激后，师夷长技以制夷奋力创办民族钢铁工业一样，毛泽东等新中国缔造者们，对民族工业的落后也有着刻骨铭心的痛，都有一种浓厚的钢铁情结。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写道：“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正是这种浓厚的工业情结，让毛泽东在1953年和1958年两次到黄石视察。

在毛泽东视察的鼓舞下，1959年，大冶铁矿产矿石290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初，产量达到顶峰年产505.1万吨。作为新中国的“工业粮仓”，黄石源源不断地向国家输送原材料，为振兴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

大冶荣誉称号

大冶是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工业百强县市、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市），中国龙狮之乡、中国诗词之乡、中国石雕之乡、中国楹联文化城市，湖北省旅游强市、湖北省森林城市、湖北省最佳金融信用县市。

2013年3月，大冶市被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授予“中国古建之乡”。

2017年11月14日，大冶市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2017年，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2017年第二次“千年古县”专家会议鉴定，确认大冶市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成为湖北省首家获此殊荣的县市。

2018年10月，大冶市入选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市、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市、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

2018年10月22日，大冶市入选2018年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名单。

2018年11月，大冶市被科技部确定为首批创新型县（市）， 入选2018年工业百强县（市）， 入选中国县级市全面小康指数前100名。 荣获“新时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优秀城市”称号。

2019年3月6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中央宣传部 财政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公布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第一批）的通知》大冶市名列其中。

2019年7月19日，大冶市入选中国百强县。

2019年8月，大冶市入选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县。

2019年10月，大冶市入选2019年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市 、2019年度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区、2019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县。

2019年11月13日，大冶市入选2019年工业百强县（市）。

2019年11月18日，大冶市入选“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支撑体系建设试点县”。

2019年11月21日，入选“2019中国县级市全面小康指数前100名”。

2019年12月28日，大冶市入选“2019年全国制造业百强县（市）”。

2020年5月，入选“2020年全国百强县”。

2020年6月，被命名为第二批“湖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区）”。

2020年6月30日，大冶市入选“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2020年7月28日，大冶市入选2020年赛迪中国百强县。

2020年11月，大冶市入选“2020年中国工业百强县（市）”.

2020年11月，大冶市入选第三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

2020年11月28日，被评为2020中国宜居宜业城市。

2020年12月，大冶市入选“2020年度中国全面小康百佳示范县市”。

2021年1月，大冶市入选2018-2020 周期国家卫生城市（区）命名名单。

2021年7月，大冶市入选2021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公示名单。

2021年8月，大冶市入选“2021年赛迪百强县”。

2021年8月，上榜2021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2021年9月，入选“2021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2021年度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市”、“2021年度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2021年度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市”。

2021年12月22日，被认定为全国第六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区）。

2022年7月，入选赛迪《2022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百强县排名第67位，比上一年进位12名，成为全国进位最多的县市。

2022年8月1日，入选工业互联网推动数字化创新领先县（市），排名第17位，全省唯一入选。

2022年上半年，大冶市争取国家政策性开放性金融工具（资金）7.41亿元，获批基金额度居全省县市首位，创历史最好成绩。